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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賽迪研究院）、工業和信息化部新型工業化研究中心主辦的2025賽迪論壇在京落幕。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史丹圍繞“全球工業發展的新態勢和我國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新舉措”發表主旨演講，強調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作用下，全球工業發展在結構、投資、消費和貿易等方面發生較大的變化，中國在這些變化中表現突出，國際資本持續投向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強，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中心位置。

全球工業發展新趨勢

“我們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當中，工業革命的發展推動了產業變革，直接影響工業發展，全球工業發展的新趨勢可以從結構、投資、消費、貿易四個方面進行概括。”史丹表示。

2002-2022年間，高技術產業占比從40%升至50%以上，電氣設備、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藥品和醫用化學品等產業成為全球經濟新引擎。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增長率排名前五的行業中，中高技術行業占據了四個。

疫情后中國高技術制造產品的出口增速從2014 - 2019年的2%躍升至2019 - 2024年的8%。在過去十年中，高技術制造業（這里主要指醫藥和設備制造業，不包括金屬制品和汽車制造）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年均對實際GDP增長的貢獻達到1.1個百分點；在2021年疫情最嚴重的時期，高技術制造業的貢獻一度超過2個百分點。

中國內部市場的需求同樣在迅速擴張：其中工業機器人、精密機床、晶片等高端制造產品的產量更是大幅增長。2019年至2024年，工業機器人產量翻倍，機床產量增長50%。史丹說道，中國技術產業重心向亞洲地區轉移，中國制造業增長指數高于其他經濟體。近期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較快，但發展中經濟體投資超過發達經濟體。

此外，中國產業貿易伙伴和投資受逆全球化出現變化。近年來，在美國不斷施壓下，中高技術產業，尤其芯片龍頭企業生產基地紛紛向美國、日本轉移，為了應對全球芯片短缺，防范集成電路出現斷供危機，全球一度形成數字領域的投資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數字產業的核心產業半導體產業鏈布局。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由原來的美國轉變為東盟和歐盟。

新型工業化的特征與發展成效

史丹表示，新型工業化“新”在“新的生產要素、新的效率源泉、新的組織形態、新的約束條件”。新型工業化與傳統工業化的區別在于綠色化、智能化、服務化、定制化。

綠色化的趨勢，一方面源于技術創新引發生產方式、商業模式等變革；另一方面，世界各國對制造業的原材料、生產工藝、最終產品、環境影響、回收循環等提出更高的環境標準，綠色化的趨勢既會促進節能環保產業成為主導產業，也會使制造業的環境成本有所增加。

同時，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制造業向數據驅動、實時在線、智能主導的智能化方向發展。在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下，生產設備和產品將具有自感知、自學習、自決策、自執行、自適應的能力。制造業的智能化將會重構制造業的生產方式、價值流程，使制造業提高研發與生產效率、加強市場反應、改善用戶服務。

服務化是新工業化的主要業態。信息網絡技術為制造企業在生產分工的基礎上向客戶端延伸創造了條件。制造業正在由以產品為中心向以客戶為中心、由加工組裝為主向以產品服務包集成、由一次性交易產品向長期提供服務、由以產品為價值來源向以“產品 + 服務”的組合為價值來源的方向轉變，基于產品的集成化、定制化服務日益成為制造企業競爭力的重要來源。

定制化是新工業化重要的價值創造。標準化、批量化生產是傳統工業化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徑，新工業革命使得企業同時具備低成本、大規模和極端個性化的定制化制造的兩個條件。向特定客戶精確提供高度定制化的產品使得制造企業能夠擴展個性化的市場需求，獲得更多訂單和提高效益。個性化定制市場是在傳統的排浪式消費需求之后制造業擴展市場規模、形成競爭新優勢的“金礦”。

史丹強調，我國現有產業集群的主導產業大多為新興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端醫療器械、新能源及智能網聯汽車五大領域，占全部產業集群比重約9成。不同區域產業集群發展各具特色，創新能力不斷增強，輻射帶動作用明顯。

推進新型工業化新舉措

史丹認為，“新型工業化在中國取得了巨大進展，新型工業化發展水平的衡量標準是新質生產力原則。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質優，創新驅動是主要特征，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作為核心標志，綠色發展是內在屬性”。

第一是判斷工業化發展水平要回歸到技術創新上。我國目前已經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是從工業技術水平來看，我國仍處于全球工業化水平的第三、四方陣，中國工業化進程仍然任重道遠。推進新型工業化，首先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其中把科技創新作為新型工業發展水平首要標準。

其次，數據要素是否有效參與價值創造和分配是標準之一。新一代信息技術是新工業革命的主導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在制造業的應用場景被不斷挖掘，制造業整體上沿著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方向轉型升級。能否掌握數據資源并將其有效轉化為生產要素，已經成為衡量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國家競爭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第三，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是衡量新型工業化的另一重要標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出臺與各國面臨減排責任與義務使得經濟發展不再完全是經濟理性的，而是要服從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生存理性。

第四是附加值率的逐步提升并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產業的融合化、服務化發展模式將有效地促進工業生產經營活動向研究設計和品牌營銷兩端延伸，同時使我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由低端環節向中高端攀升，提高工業的附加值率。附加值率既可反映工業的發展效率和效益，也可體現新型工業化的融合化、服務化的特征。

史丹總結到，新質生產力和新型工業化是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理論創新和創新性實踐，判別新型工業化發展水平要以新質生產力發展為標準，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要機遇，把數字化、綠色化應成為判別新型工業水平的核心標準，把附加值率作為重要效率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