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機互補”防范“盧德運動”重演
http://www.sharifulalam.com 2019-10-10 14:59 來源：《中國科學報》
“盧德運動”肇始于1811年3月，持續十年之久，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以“搗毀機器、抵制新技術”為根本訴求的運動，宣泄著人類在面對機器“非對稱優勢”時的焦慮與恐慌。
在機器已由幕后走向臺前的智能革命時代，尤其近年來印尼獅航和埃塞俄比亞航空的連續墜機事件，使得人類不可避免地又陷入到與技術人工物(Technical Artifact)“狂飆突進”的激烈競賽中。
警惕：“盧德運動”風險正在大量積聚
歷史似曾相識，兩百多年后的今天，人工智能在經由大眾傳媒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的同時，又一次使經典的“機器換人”問題成為輿論熱點。
持續的結構性失業和工資下跌所引發的“生存性威脅”成為目前人類對人工智能強勢崛起最為忌憚的痛點所在。面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降維打擊”，人類開始對自身產生不信任感，尤其在人類引以為傲的高級智力活動（如圍棋、文學作品等）也逐漸被人工智能“侵占”乃至“碾壓”的時候。
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專家與公眾之間的知識鴻溝、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機器換人”問題可能出現“三人成虎”的效應，塑造錯誤的信念。
雪上加霜的是，反復提及的悲觀論調使人工智能“機器換人”的爭論從眼前的“失業問題”上升到了“人類命運問題”。庫茲韋爾在《奇點臨近》一書中大膽預言“在21世紀中葉，人工智能會超越人類，并導致人類歷史結構的破裂”。斯蒂芬·霍金、比爾·蓋茨和埃隆·馬斯克等科技意見領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過對“人工智能崛起”的憂慮，甚至將人工智能比作核武器。
更進一步，勞動崗位替代帶來人類大規模失業的巨大社會風險可能使99%的人成為《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所言的“無用階級”，“人工物反噬人類的末日場景”終將來臨。在這一背景下，對人工智能技術可能導致空前失業問題的擔憂或將誘發新一輪的“盧德運動”。
一方面，人類在對待人工智能的態度上正逐漸呈現出“兩極分化”狀態。與政府和產業界紛紛在人工智能領域“跑馬圈地、競相布局”不同，社會公眾更傾向于將其視為“潘多拉魔盒”；另一方面，難以承接智能化變革下新舊動能轉化工作的“被替代者”會將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產品視為厄運的根源，“反技術進步”將有可能被“被替代者”神化為一種“極端力量”，借由對“民心”和“民智”的掌控以不斷催生大規模的“盧德運動”。
有鑒于此，我們迫切需要打開“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機關系”這一“黑箱”，尋求“妙計良方”以保證人工智能技術在“預定軌道”中能夠行穩致遠。
人類仍占據主導地位
實事求是地講，在工業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的今天，人類仍占主導地位。
一方面，人工智能并非“消滅”了人類勞動，而是實現了勞動分工的“轉移”和“升級”。
歷史經驗表明，技術的變革使機器取代了人工，但同時也會催生新行業新領域新崗位。歷次“盧德運動”期間，人們一度認為自己會被機器徹底取代，但這樣的“恐怖場景”并未真實出現，與之相對的則是新產業和新勞動崗位在不斷地涌現。
在今年的第三屆世界智能大會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萬鋼援引的一組數據顯示，盡管未來人工智能在“工業、農業和建筑業為主的行業中取代26%的工作崗位，但在以服務業為主的行業中創造了38%的額外就業機會，實現12%凈增崗位”。可以預見，在智能時代，人類必將在更高級別的勞動中盡情展現人之所以為人的能力，而真正應該恐懼的是人們對“落后崗位”的過度依賴和迷戀，這是人們在面臨技術優勢時不由分說的“自我沉淪”。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將會解放人類的“勞動時間”。
人工智能“機器換人”不是機器替代人類本身，從“人機互補”角度看，是機器運行時間替代人類的勞動時間——尤其是重復性、機械式的勞動時間，從而讓人從繁重的生產工作中解放出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個體可支配的閑暇時間并助力人們自由發展創造力、想象力和控制力。
因此，人工智能是實現人類高質量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
以 “人機互補”替代“機器換人”
對未來中國人工智能戰略和以“機器換人”為基礎的產業政策而言，“人機互補”是一種可行的治理思路，可以從倫理、制度和教育三個方面尋求保障。
首先，人工智能技術的長足發展需要尋求倫理的支撐。人類對人工智能失控的擔憂將使人工智能的研發和應用喪失源自社會的驅動力，而倫理則被視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開端。
如日本人工智能學會2017年頒布《人工智能研究的倫理準則》；2018年，英國議會發表了《英國人工智能的準備、計劃和能力》的報告，呼吁為人工智能研發和應用設定倫理準則。可以說，必要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可從各方面保障人工智能技術良性、快速發展并造福人類。
其次，包容性的制度建設要緊跟技術發展的步伐。一方面，要循序漸進地實施“人機互補”，大力平抑人工智能機器換人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在國家出臺相關規劃時，要充分考慮到技術發展的速度與人的生存、幸福和解放等獲得感緊密契合，實現平穩過渡。另一方面，要針對“機器換人”后的失業問題建立相關的基本保障制度，如針對不同行業、崗位和人群制定社會保障托底政策，使“被替代者”亦能分享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紅利”。
最后，充分發揮科學傳播的“補位”功能。當下，要將人工智能的科學傳播工作放在與技術研發同等重要的位置，通過聚焦人工智能的“人機互補關系”和“可控策略”等主題，充分利用新媒體和文化節等手段，普及、傳播和弘揚人機互補而非對立的立場與信念。同時，盡快將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通識課程納入到各層次教育中，引導新一代青少年對“人工智能與人類命運”做出深入且積極的思考。
“路漫漫其修遠兮”，如何融洽地與人工智能和諧共生，是對人類智慧的考驗。通過“倫理、制度、教育”的立體與多維重構，牢牢以“人機互補”的信念指導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我們可以實現“人機和諧”，緩解甚至避免機器異化和“盧德運動”等負面效應。
更重要的是，我們積極發揮人工智能機器替換人類重復性、機械式的勞動，推動人類更全面地發展自身并追尋更高質量的生活方式。
（作者分別系浙江大學科教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杭州推點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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