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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多家大型跨國制藥企業削減在華研發投入，裁掉技術人員甚至關閉研發中心。與此同時，各大藥企紛紛與中國本土藥物研發企業簽訂合作協議。輝瑞與本土企業派格生物醫藥曾達成合作，開發葡萄糖激酶激活劑（GKA）類藥物。禮來與信達生物、藥明康德等中國本土中小型制藥企業和藥物研發企業合作研發創新藥物。

輝瑞、禮來的負責人均表示，在華調整研發戰略旨在提高全球研發業務的協同和效率，而大型企業研發效率遠遠不如小型企業。目前，新藥研發的周期需要十五年。在華外資企業研發的新藥為通過中國政府審核還需要數年時間，時間成本極高。而中國政府對本土藥企的審批流程簡化、時間縮短等優惠政策極大地鼓勵了外資藥企與本土企業合作研發。

2017年，電氣自動化領域的跨國企業也紛紛調整其在華研發戰略，但各企業調整方向有所不同。通用電氣（GE）于2017年年中宣布其上海技術中心（CTC）不再承擔基礎科研工作，基礎科研任務轉由企業位于美國和印度的研究中心承擔。稍早前，該公司中國區首席技術官陳向力博士離職。

與之相反，西門子多年來一直在不斷追加對中國區研發的投入。2016、2017年，西門子在中國青島、蘇州、無錫、成都等地設立多個創新中心、實驗室，并在蘇州設立西門子中國研究院蘇州分院。從2017年9月起，西門子中國主導西門子全球自主機器人的研發。西門子全球“工廠自動化”業務部門正準備將產品開發并推向市場。西門子大中華區2018財年在華營收達到81億歐元，比2017年提升12%。西門子中國區的業績增長領先全球，研發投入也不斷提高。

案例1：西門子工業機器人研發

西門子近年來聚焦于電氣化、自動化、數字化的主營業務方向。西門子中國研究院在“愿景2020”的指引下，主動提出在華研發工業機器人的構想，并得到西門子全球董事會的支持。該原型機一年內開發成功，現已進入業務部門（自動化工廠）進行后續研發和市場化。自主機器人是西門子公司核心技術之一，西門子中國主導公司全球自主機器人的研發工作。

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的增長非常顯著，但本土企業在機器人研發上的實力較弱。西門子在工業自動化方面有雄厚積累，其在與供應商、客戶等上下游伙伴溝通時發現了本土企業對工業機器人的需求，于是開始考慮研發機器人控制器——特別是能夠與西門子自動化解決方案無縫對接的控制器。

西門子大中華區CEO赫爾曼、西門子中國研究院院長朱驍洵、西門子中國研究院研發部總經理Pe? t er Mertens、時任西門子中國研究院自動化與控制領域主任卓越、西門子中國研究院科技與創新管理總監陳頎瀟等，在業務活動中意識到了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的快速增長。明確目標后，赫爾曼先生向德國的西門子總部提出了“進軍工業機器人”的想法。工業機器人研發團隊在西門子2014年年度發明家（“inventor of the year”）卓越博士的領導下進行研發，基于西門子以往豐富的自動控制、IT平臺、網絡通信、機電一體化的研發經驗，比較順利地開發出原型。西門子總部董事會對該項目的推進亦有很大的貢獻。在西門子內部的工作流程中，研發部門的研發成果一般都是對口到業務部門進行轉化和生產，然而工業機器人是西門子此前尚未涉足的領域，業務部門對其前景沒有把握，故而沒有第一時間站出來支持。當西門子中國公司將該想法上報德國西門子總部后，西門子總部認為該研發項目既符合中國的國家戰略，亦匹配西門子提出的“愿景2020”戰略，基于對中國市場的戰略重要性的預見，認可了工業機器人研發提案，從而確保了資源和資金流入該項目。

外企在華研發戰略變化的原因

（一）研發競爭、人才競爭加劇

隨著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研發實力的增強和薪資議價能力的提高，大型跨國企業逐漸感受到來自本土科技企業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中國本土制藥企業華領在糖尿病藥物研發領域與輝瑞形成了直接競爭。在電氣領域，國家電網等央企與西門子、ABB等外資企業實力差距迅速拉近。在招募計算機編程人才時，不少中國本土互聯網企業開價顯著高于外企。大型跨國公司相對本土企業的人才和技術優勢不斷縮小。

（二）在華分部研發效果不及預期

部分外資企業在華研發機構的效率不高，成果沒有得到中國市場的認可，績效受到企業全球總部的質疑，這是外企裁撤在華研發機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以醫藥研發領域為例，目前合同研究組織（CRO）和合同注冊組織（CRAO）越來越流行。這類企業具備研發和藥物注冊的專業知識，本土企業更能夠享受審批流程簡化的政策優惠。因此，跨國制藥企業越來越傾向于將藥物的研發和申請審批交給中國本土的合作伙伴。這說明中國本土企業的研發實力在不斷提升。但與此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的效率尚有待提升。

（三）京滬等中心城市人力成本上升，其他城市或其他國家人力成本優勢凸顯

目前，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有大量外資企業研發機構，然而這些城市生活成本較高，人員薪資水平也較高，企業薪金負擔較重，員工福利開支較高。除京滬外，蘇州等城市人力成本優勢也越來越小。許多外資企業將研發中心或創新中心轉移到成都、西安等地，以求降低人力成本。然而也有部分外資企業完全撤銷了在中國的研發活動，轉移至印度等地。如通用電氣在全球的基礎科研工作除美國外，全部集中到印度班加羅爾。Adobe則完全取消了中國區的研發，全部轉移至印度。從長遠來看，跨國企業放棄在華研發，對中國企業引進、學習、吸收先進技術不利。

（四）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化與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影響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全球經濟年增長率從危機前的高于4%跌至危機后的不足3%。自從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甚囂塵上，更令原本艱難復蘇的世界經濟再次面臨重大挑戰。與此同時，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迅猛興起，帶來了人類社會技術范式和商業模式的深度轉型。以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和以“平臺經濟”“零工經濟”“一人企業”為代表的新興商業模式不斷涌現，對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提出了新的要求。與經濟周期、科技革命相伴的是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從“301調查”“加稅清單”，到“CFIUS擴權”“中興事件”“晉華事件”，中美之間在高科技領域的貿易摩擦不斷升溫，為全球經濟的發展又添新的變數。面對世界經濟的大變局，不論是東道國政府還是跨國公司，都在以“戰略性”（而非“戰術性”）的思維去調整自身策略，從而抓住本輪技術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機遇、降低其所帶來的風險。例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業務調整、重組、上市、并購等活動必將日益頻繁。跨國公司全球研發戰略與格局的調整是有深層原因的，受到經濟周期、科技革命、政經環境的多重影響。比如，西門子的調整就是應對數字化未來的一種主動選擇，而有些外資企業將研發撤出中國也不排除是受到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

案例2：西門子醫療集團上市

西門子全球總部位于德國，西門子集團在全球范圍內的業務變動特別是收購、拆分、上市等結構性調整中，較少參考大中華區單一地區政策。西門子股份公司CEO凱颯（Joe Kaeser）在其提出的“公司愿景2020”計劃中，希望西門子更加聚焦電氣化、自動化、數字化等工業業務，而逐步剝離其他業務。2018財年，西門子總營收為830億歐元，凈利潤為61億歐元。而在2017財年，西門子醫療（Siemens Heal th? ineer s）營收已達137.89億歐元（占比16.6%），凈利潤為24.90億歐元（占比40.3%）。分析師對西門子醫療的估值為400億歐元左右。

西門子醫療于法蘭克福交易所上市，而其主要市場除德國本土外包括中國、日本等。西門子醫療的上市，將從財務方面給西門子中國公司帶來高賬面收益。根據現行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企業只需要每三年進行一次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認定，并在認定通過后可享受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這意味著只要企業在三年期內的總體情況滿足“高新技術產品收入占總營收比例不低于60%”即可。從政策設計上看，該政策既考慮到了企業運營中可能發生財務方面波動的客觀規律，也降低了政府每年進行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工作量。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目前征稅時是按照當年財務情況判斷是否享受稅收優惠，但對當年財務情況進行判斷時，未考慮企業因并購而帶來的一次性的收入（例如，在企業當年總營收中未剔除該部分收入）。這樣的操作方式不僅增加了政府工作量，也影響了高新政策對跨國企業的適用性。

未來仍須著力吸引世界領先企業在華投資與研發創新

長期來看，中國本土創新研發實力的不斷提升、營商環境的進一步完善，必將對外資企業產生更大的吸引力，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需要著力吸引世界領先企業在華投資與研發創新，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展望未來，在中央層面，可以考慮引入新的政策工具，研究如何有效地降低跨國公司和本土科技企業研發的人力成本和綜合運營的成本，營造有利于各類創新主體包括外資企業在華投資興業的整體環境，如允許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上市融資、貸款，為外籍雇員在華工作、生活、求學提供更多便利等。與此同時，應更加關注企業長期是否專注研發，大力推動研發加計扣除等稅收抵扣政策的落實，讓真正從事研發的企業都能切實享受到政策優惠。

在地方層面，各地區特別是人才資源密集、生活成本較低、希望加快發展的城市，應當主動出臺政策，吸引外資高技術企業尤其是在華外資企業的研發部門在本地“落戶”，允許并鼓勵外資研發機構和高技術企業承擔科技計劃項目，將他們納入到中國本土的科研與創新體系當中。與此同時，在進一步優化現有政策手段的基礎上，做好政策的落實，比如改變按年度去認定稅收優惠政策的做法，而給予通過一次認定，在認定期內均可享受相關優惠政策的待遇。相關主管部門需要將政策優惠落到實處，切實鼓勵企業積極開展本土創新與研發。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風云變幻，為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應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成為全球自由貿易和創新合作的堅定擁護者。事實上，近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會改變。總之，只要在中國投資興業的，無論本土還是外資，都是中國企業，都應不斷提升研發實力和產品質量，利用中國廣闊的市場、豐富的人才，為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貢獻力量。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的今天，我們更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掃除企業之間的身份障礙，讓不論是“國有”還是“民營”，不論是“內資”還是“外資”的企業，都能夠在一個開放和公平的營商環境中去競爭。唯有如此，方能充分釋放中國國家創新體系中各類主體的創造性和活力，讓創新所需的資源和要素充分流動起來。

（梁正，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李代天，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意大利博科尼大學技術與創新管理專業博士；徐伯宏，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