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harifulalam.com 2015-12-10 16:30 來源:商界
導讀:在現在的東莞第一國際CBD,大街上分布著不計其數的Cafe館和小額貸款公司,大多都是原來的OEM廠主開的。OEM輝煌已經不再,他們忙亂中又一窩蜂地聚集起來,追尋著自身的商業邏輯,就像曾經一窩蜂地造皮鞋、家具那樣自然。
外界眼中的東莞,常被看作雄踞珠江口東岸的繁華大都市,GDP增長迅猛、制造業極其發達。但直到今天,這里的出租車都不打發票。
同為中國制造業的代表、與東莞接壤的深圳市龍崗區,鱗次櫛比的高樓間充斥著由電動車組成的“擺渡大軍”,擔當起出租市場主力。夜晚里,“吱吱嘎嘎”的喇叭聲此起彼伏,響徹龍崗的大街小巷。
作為深圳市工業腹地,龍崗區不僅誕生了華為、比亞迪等世界500強企業,也云集了眾多產值過億的家具、玩具、電子、鞋業等代工工廠。一面是科技創新,一面是低端代工制造,兩極分化嚴重,卻共同支撐起龍崗經濟。2015年上半年,龍崗區GDP總量達到111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8%,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690億元,占比62%。
產值巨大,利潤卻微不足道。隨著近幾年廠房租金、員工工資加速上漲,傳統代工企業純利潤普遍跌至5%以下甚至虧損。
類似的矛盾與沖突無處不在,似乎是中國OEM產業前途疑云重重的暗喻。
據說,中國OEM產業正遭受歷史性轉型難題。從2014年開始,以深圳、東莞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經歷了又一輪 “董事長自殺”“老板跑路”“工廠掛牌拍賣”等傳言侵襲。烏云籠罩在珠三角上空,經久不散。
有數據顯示,8月中國官方制造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降至49.7,為半年來首次跌破榮枯線,創下2012年8月以來最低水準。
東莞等地的OEM產業以外向型經濟為主,訂單多來自歐美國家,受歐美經濟、出口退稅和人民幣升值等綜合因素影響,上游訂單萎縮,產業空心化正在加劇。
與此同時,這個產業曾經擁有的重大優勢——人口紅利也在消退,其用工成本遠遠高于東南亞、南亞等地。而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制造業平均成本比美國低5%,到2018年,中國制造成本將高出美國2%~3%。
中國制造業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新舊更迭的關口,其中又以代工產業最為飄搖不定。破敗與生機碰撞出糾結的商業新生態,一邊洗牌,一邊前行。
福昌死亡樣本
繼服裝和家具之后,手機加工成為OEM產業的最大訂單來源。
2015年10月8日,華為、中興一級供應商——深圳市福昌電子因資金鏈斷裂宣布倒閉,債務達5億多元,其中包括500多家供應商的3.5億元貨款、銀行的1.5億元貸款,及3800名工人的1300多萬元工資。一時間,福昌電子被供應商、工人集體堵門。三天后,其董事長陳金色因涉嫌合同詐騙罪被刑事拘留。
有一種說法認為,福昌的倒塌在2014年7月便已埋下伏筆。福昌電子為了獲取華為手機塑料外殼訂單,直接以零利潤的供貨價迫使其他兩家競標企業出局。于是,福昌電子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做得越多,虧得越多”——粗放型代工企業因技術含量較低,并受限于資金約束,基本無法承接品牌一體機的制造,能提供的不過是利潤微薄的低端機的簡單加工。
隨著2015年智能手機市場增速放緩,低端機進一步價格下沉,供應鏈利潤空間再次被壓縮。一位代工廠老板曾對媒體表示:“一部手機本身只賺1.75元,除去人工、設備成本,基本沒得賺。如果我不接,兩小時后別人就接了。”
訂單一再被壓價,仍然要搶;但同時又存在不少中小供應商和貿易公司陷入“有訂單不敢接或者盡量少接”的境地。
據記者了解,2014年東莞代工企業回款周期約為60天,如今已被延長至90天或120天。賬期放長無疑會影響企業資金周轉率和運營效率,以致不少企業面對訂單左右為難。
不少品牌商開出的支票提取期限也變成了6個月。在此情況下,缺錢的代工企業只好靠“貼現”方式支取,銀行代品牌商提前支付貨款,并按期限扣除相應利息,“一張100萬元的支票到了企業手里可能只有90萬元,甚至是85萬元。”福昌電子倒閉案件代理律師閆維祿告訴記者。
最近一年,深圳楚飛集成公司負責人陳松最大的體會是,收款比過去難了很多,相應地,自己簽訂合同也謹慎了不少。為了降低風險,在與新客戶簽訂供貨協議時,陳松開始找第三方評估公司做評估,并請保險機構做合同擔保,“因此錯過了不少訂單。”
福昌電子的大部分訂單來自華為、中興,還算穩定,不過他們也開始意識到,一體機生產在逐步取代組裝機,品牌集中度越來越高,整個代工行業走向了嚴重的兩極分化。
福昌電子曾在2013年耗費巨資引進了兩條生產線來適應市場變化,但由于電子產品更新速度過快,半年后就造成產能過剩。
據公開資料顯示,福昌電子2014年全年營收4.59億元,凈利潤1905萬元,負債5.9億元。過去兩年時間里,福昌電子基本靠銀行貸款和拖欠供應商貨款維持運營。有供應商告訴記者,大多數供應商從去年10月開始貨款就未結清,欠款數額從幾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
福昌急需“輸血”,但放眼整個行業,利潤薄弱、賬期太長,間接地提高了企業融資成本。而代工企業們本身無品牌優勢和技術含量,生存完全寄托于上游客戶的訂單,幾乎得不到資本青睞。
陳金色本人也曾試圖挽救福昌電子,其將個人持有的福昌大部分股權轉讓給自然人股東,獲得的2000萬元現金被直接注入福昌電子,不過這在業界看來無異于杯水車薪。
2015年9月,20多家供應商聯合起訴福昌電子惡意拖欠貨款,福昌電子及陳金色本人旗下公司被法院悉數凍結,債務危機集中爆發。
“現在做代工賺的錢不如放銀行吃利息,不少老板會選擇離開這個行業。”莞香資本CEO江國棟告訴記者,代工老板們的投資方式主要包括:其一,固定資產投資,炒房或炒地;其二,開設小額貸款公司或投資公司;其三,轉向輕資產運營的智能硬件公司或互聯網公司。
福昌倒閉的同時,深圳中顯微電子、深圳鴻楷興電子、惠州創仕科技等知名企業相繼倒地。短短三個月時間,破產企業數量達到76家。主要集中在陶瓷、家具、紡織鞋子、玩具、紙品包裝、電子、LED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機器換人與救市猜想
一位在東莞工作十余年的媒體人告訴記者,他現在最大的感觸就是“人少了”,“兩三年前,你的工廠如果沒有2000人可能會被同行恥笑,現在的情況是超過2000人,別人就覺得很恐怖。”
工廠效益下滑造成人員大量流失,東莞人口已從高峰時的1300萬縮減至現在的800萬,一部分人受工廠裁員、倒閉被迫離開,一部分人則回家就業、創業。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考慮工作環境、工作時長、福利待遇等綜合因素,年輕一代的工人甚至根本不愿從事機械而重復的流水線作業。
自2015年3月1日開始,深圳市市政府將最低月工資標準從1808元提高至2030元,加班工資從16.5元/小時提高到18.5元/小時;東莞最低工資標準也從1310元提高至1510元。但是以富士康為代表的企業多采用“低底薪+加班費”的薪酬制度,工人不加班基本拿不到高工資。
最低工資基礎的提高也直接提升了企業用工成本。當中國制造業賴以生存的人口紅利走到盡頭,諸如富士康等大型企業一方面將目光投向南亞、東南亞國家,據相關數據顯示,當地的用工成本比國內至少低一半;另一方面,“機器換人”實現產業智能化的設想開始浮出水面。
2012年,國家工信部頒布《智能制造裝備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工業機器人迎來了戰略性發展契機。
美的早在2011年就提出“機器換人”計劃。截至目前,員工數量已從高峰時的20萬縮減至現在的12萬。美的家用空調事業部副總裁烏守保認為,“自動化是未來唯一的趨勢。”
東莞瑞必達科技公司主要為華為、小米、聯想、OPPO、魅族等品牌提供觸摸屏。2011年初創時只有兩三百名員工,每月產能約10萬片。2014年引入工業機器人之后,月產能提升到了800萬~1000萬片,同時成品合格率也得到提升。2015年,瑞必達預計全年營收5億元,利潤超過5000萬元,年增長率超過80%。
另一家名為東莞長盈精密技術公司設立“無人工廠”之后,前三季度實現營業收入27.43億元,同比增長84.92%。
但問題沒有這么簡單。市場對工業機器人的熱捧孵化出眾多機器人制造公司,東莞有200多家從事與機器人產業相關的企業,但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幾乎沒有。2014年全國共消化5.6萬臺工業機器人,只有1.6萬臺來自本土供應商。并且,穩定性和加工精度與國際品牌還存在明顯差距,核心技術和設備仍然依賴進口。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公開表示:“工業自動化是工業信息化的前站,只有信息化之后才能智能化。不少企業工業半自動化還做不到。”言下之意,企業實現產業智能化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于東莞20多萬家中小代工廠而言,“工業自動化”實施起來也困難重重:首先,代工企業依靠人口紅利起家,一時無法調整勞動力結構;其次,企業自身受人才、技術、經驗等多重瓶頸限制;再者,一條機器人生產線動輒幾百、上千萬元的資金投入讓不少中小企業望而卻步,而從短期效益來看,投入與產出還不成正比。
“不少人還抱著謹慎的態度。”東莞智衍機器人公司董事長石為說。在此局面下,東莞市政府與國家開發銀行計劃聯合出臺“機器人融資租賃計劃”,由政府和國開行分別出資20%和80%,企業只需按月補交利息。但這一舉措能否順利實施,還是未知數。
耐克模式與淘工廠
長期以來,品牌商在供應鏈體系中占有強勢的定價權和話語權,深深刺痛著OEM企業的神經,宜家的代工廠曾發生寧愿停產不供貨的倒戈行動。
OEM企業們曾經的榜樣是美國耐克。耐克是典型的沒有工廠的制造企業,生產環節全部由中國OEM企業完成。如今,耐克占據著全球球鞋市場90%的份額,坐擁巨額利潤,而為生產環節付出的成本不足10%。
利潤分配上的落差刺激OEM企業開始效仿耐克走上了品牌自建之路。
鞋業是東莞代工產業的一大支柱,世界上65%的高檔鞋或名鞋都出自東莞,光運動鞋就占據了全球1/4產量。作為耐克在華最大代工廠,東莞裕元鞋業早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時就曾嘗試自建品牌、開設直營店等多元化路徑,希望擺脫對上游訂單的依賴。但時至今日,其“YY”品牌幾乎未走出東莞就宣告夭折,裕元開創的另一品牌AEE發展也不順利,不久就被達芙妮收購。
主要原因在于:一,裕元85%的訂單依賴耐克、阿迪達斯等巨頭,上下游間的商業博弈造成裕元無法脫離品牌商的控制;二,出口轉內銷不僅需要強大的銷售通路,同時需要重金培育品牌,而這兩塊都是裕元乃至OEM企業們的短板。
2014年之前,裕元鞋業還有7%~10%利潤,如今利潤銳減到5.7%。2014年,裕元開始了大規模產能搬遷運動,如今66%的產能已經搬至印尼和越南,并在東莞招聘5年經驗以上的熟練技工作為生產干部,輸送至新的生產基地。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OEM企業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大大小小企業開始直線并入互聯網生態圈。2014年8月,東莞市曾發布《東莞市電子商務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計劃每年安排1.5億元,支持電子商務發展。
2011年東莞品唐齋服飾公司成立,開始時公司只有三個人,銷量少得可憐。之后品唐齋進入服裝細分市場——唐裝,并借助阿里巴巴迅速成長為一家電商公司。2014年企業年銷售額突破1000萬元,位居天貓唐裝類第一位。至今,品唐齋已在天貓開了四家旗艦店,年增長率達到400%。
有數據顯示,2012年廣東省在淘寶的年銷售額不到60億元,到2015年3月,這一數據變成了6000億元。值得注意的是,東莞占據了全國30%的網絡發貨量,卻未產生一個大型電商平臺。
東莞夾在廣州與深圳中間,“只需一個小時車程”,廣州和深圳對人才強大的吸引力造成東莞互聯網人才極為欠缺,2014年僅電商人才缺口就達6萬~8萬。東莞電子商務協會會長修細毅表示,“在自建電商團隊的企業中,超過七成企業都鎩羽而歸。”
諾基亞東莞工廠倒閉后,原本2萬平方米的生活區已被改造成電商產業園,截至目前已吸引80多家企業入駐。未來,產業園還將與東莞市商業學校簽訂校企合作協議,為企業輸送電商人才。
OEM下一站
OEM企業從未放棄尋找出路。東莞共有32個鄉鎮,原有耕地被不計其數的代工廠切割、填滿,每一個鄉鎮都已形成獨具特色的產業集群。
2015年11月,以毛紡產業為主的大朗鎮開始與阿里巴巴淘工廠合作,把毛紡工廠的生產線、產能、檔期搬到網上打包出售。背后的原因是,產業升級正以消費需求為導向,倒逼企業柔性化生產。以服裝行業為例,電商品牌要求代工企業“小多快——小批量、多款式、快速反應”。
這對代工企業的供應鏈考驗巨大,首要問題就是供應鏈要有足夠彈性,產能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快速反應,且品質統一可控,成本相差無幾、及時交貨。而產能過剩、良品率不足,卻是東莞代工企業們的頑疾。
遠在青島的紅領服飾,證明了此路可行。紅領服飾用了11年時間打造出一個全數據驅動的服裝工廠,實現了西服正裝的大規模個性化定制,將大規模、柔性化、快速反應和成本控制完美結合,如今基本可以做到每件衣服款式都不同、七天快速交貨,而成本比原有模式只上升了10%。
東莞共創供應鏈科技公司也摒棄了傳統生產線“訂單式”生產方式,而是采用“單件流”的流水作業方式,實現了“可大可小”的柔性化生產。與傳統代工廠“客戶下單多少,工廠生產多少”不同,共創供應鏈更強調和銷售終端實時共享銷售數據,然后根據數據調整生產節奏。2014年,在零庫存的條件下,共創供應鏈凈利潤率是同行的5倍,預計2015年產能增長200%~300%。
中國制造業經過多年發展,市場成熟,工人操作熟練,更為重要的是珠三角地區擁有完善的供應鏈體系,任何一個產品在這里都能找到一大批配套生產企業。
華強北是亞洲數一數二的電子元器件集散地。隨著智能硬件的火熱,越來越多的創業者開始在深圳建立團隊。天天動聽音頻事業部總監劉暉表示,“畫一個五公里的圈,可以把設計、原型、建模、打樣、生產和包裝整個產業鏈打通。”
在問答社區知乎上,有人問來國內開工廠的朋友,為什么工廠不搬到美國來,美國的能源和地皮可能都比中國東部沿海便宜。對方說關鍵是產業鏈的問題,他的產品在中國生產,是一條龍服務,配件供應很快;但在美國,也許主件可以生產,但配件都要從中國運來,成本就上去了。
專業分工、吸收優質資源、構筑自身的產業鏈閉環,另一個典型例子是浙江華鷹集團,作為賽艇行業的“隱形冠軍”,華鷹集團已占據全球10%的賽艇市場,其商業模式可概括為:利用本土廉價勞動力和材料,借助自主技術研發,打造高性價比產品,最后向產業鏈附加值高的領域侵襲。北京奧運會之后,華鷹集團賽艇產品雖然經過三次大幅提價,訂單仍供不應求。
縱觀全球商業每一次轉型升級,都會倒掉一批無法適應形勢的企業,并催生出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傳統OEM企業正在陣痛與迷惘中探索著轉型之路。
在現在的東莞第一國際CBD,大街上分布著不計其數的Cafe館和小額貸款公司。據招商證券一位資產管理經理透露,無論是Cafe館還是小額貸款公司,大多都是原來的OEM廠主開的。時過境遷,OEM輝煌已經不再,他們忙亂中又一次一窩蜂地聚集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依舊追尋著自身的商業邏輯,就像曾經一窩蜂地造皮鞋、家具那樣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