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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科技論文總數躍居全球第二，科技研發一再取得重大突破，但仍有諸多問題阻礙著我國科技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提升。

　　3月28日，英國皇家學會發布報告稱，中國在國際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總數已躍居全球第二位。英國皇家學會同時表示，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正在科學領域對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等傳統“科技強國”發出挑戰。

　　其實，近年來我國受到的類似關注并不鮮見。每每我國科研人員在科技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世界各國總是報以關注的目光。雖然這種目光中包含著崇敬、羨慕、嫉妒乃至驚恐等復雜的情緒，但這種關注本身就表明，我國的科技正日益受到世界的關注，我國科技正具有越來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

　　科技的國際影響力，表征著一種國際關系狀態，即一個或多個國際關系行為主體基于自身所擁有的科技資源，根據其自身的需要和意圖，綜合采取多種手段影響其他國際行為主體的行動傾向和行動能力。一個國家科技的國際影響力大小，是其綜合國力特別是科技實力在國際競爭中的外在反映。分析我國科技的國際影響力，有利于進一步認清我國科技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發展環境，繼而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更好地發揮科技的力量，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國家外交工作兩個大局。

　　我國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努力成效卓著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摸索，中國采取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方式，利用科技為我國發展提供支撐、服務我國整體外交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科技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強。

　　部分打破了國際科技資源的現有流動格局。有更多的國際資本、跨國企業和研發機構進入中國，例如2008年世界500強企業在華研發機構從2000年的不足100家發展到2008年的340多家，中國已成為62%的跨國公司設立海外研發機構的首選地。而異軍突起的新興經濟體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急劇擴大，使流入發達國家的高層次人才開始加快回流。此外，中國科技型企業加快了赴境外上市、赴國外設立研發機構和開展海外技術型企業并購步伐，獲取國際資本、技術、人才的能力大大提高。統計顯示，1999年以來先后有130多家中國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僅次于美國和以色列。

　　加快了高科技產品在全球的推廣和使用步伐。中國大量質優價廉的高科技產品走向國際，加速高科技產品在全球的普及，并為國外消費者減少了大量開支。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國，占全球的份額超過20%。同時，中國正成為高科技產品的重要消費市場，據統計，2008年我國消費的進口和國產高新技術產品分別達3419億美元和3510億美元，使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增長最快的高科技產品消費國之一，極大地帶動了國內外企業的科技創新。

　　提高了先進國家對后進國家科技的重視程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發達國家的重視，促使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紛紛調整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科技戰略和對策。而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對技術標準制定和修訂工作重視程度的提高，它們所提出的國際標準也更多地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例如由中國向ISO、IEC提交或制定的國際標準已達64項，初步擺脫了中國在國際標準制定過程中的smile、silence、sleep的三“S”代表形象。

　　推進了“南—北”和“南—南”科技合作進程。隨著中國科技實力的不斷提升，許多發達國家主動加強同中國的科技合作，迄今已有97個國家和地區與我國簽訂了103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美國制定了專門的對華科技合作戰略，日本和英國先后建立了科技合作機構北京代表處。同時，中國非常重視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并根據自身能力廣泛開展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科技外交，加快了“南—南”科技合作進程，中巴地球資源衛星項目合作就堪稱是其中的典范。

　　增強了后進國家加快科技發展的信心和能力。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科技發展模式受到國際社會的更多關注，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科技現代化樹立了信心。中國政府還十分重視通過多樣化的形式，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科技合作與交流。在中國的帶動下，西方國家也加大了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科技援助的力度，試圖通過科技援外的形式與中國爭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民心，讓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競爭中受益頗多。

　　我國科技國際影響力仍有提升空間

　　盡管我國在提升科技的國際影響力方面成效顯著，但仍存在諸多矛盾和問題，阻礙著其巨大潛力的釋放，這集中體現在四個不對稱上。

　　緩慢提升的國際科技話語權與快速擴大的科技成果產出量嚴重不對稱。盡管中國是世界第一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國和第二大制造國、第二大SCI論文產出國及第四大專利產出國，但中國對國際科技相關議題的主導能力仍然偏弱，主要體現為主導國際組織話語權和國際規則制定的能力、引領國際科技前沿和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能力不足。例如，2001—2007年間由中國提交或主持制定的ISO、IEC標準不足1%且集中在非關鍵性標準領域，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等僅為5%左右。

　　極端匱乏的高端人才群體與豐富的科技人力資源嚴重不對稱。雖然中國的科技人才資源總規模、在學研究生規模和大學生規模居世界第一位，研發人員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國卻極度匱乏高端人才群體，特別是世界級科學家、國際復合型人才和世界級創新型團隊，這導致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例如，我國入選TOP10科學家數量僅相當于美國的1/10，入選TOP10研究機構數量相當于美國的1/7，國際一、二流科研機構的研究帶頭人僅2.26%具有中國籍，其負責人不足1%是華人。

　　弱小的科技走出去能力與強大的國際資源走進來能力嚴重不對稱。中國本土的創新能力大量為國外所利用，包括跨國公司來華設立研發機構、投資于中國的研發機構、購買中國技術、并購中國科技企業、利用中國科技人才等，但中國對國際科技資源的吸引力卻不強。無論是戰略型“走出去”、發展型“走出去”，還是合作型“走出去”和援助型“走出去”，中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以國科聯理事會為例，其所屬委員會、聯合會有秘書長以上職位1200余人次，中國擔任副主席和執委職務的不足40人次。

　　有限的科技國際影響力與盛行的中國科技“威脅論”嚴重不對稱。當前，中國的科技成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有限，科技實力并未對發達國家構成威脅。但中國科技“威脅論”卻已甚囂塵上，不僅西方國家政府和主流媒體對此大肆宣傳報道，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媒體也參與其中，對中國構建更加有力的外部科技發展環境非常不利。

　　制約我國科技國際影響力提升的原因復雜

　　制約我國科技國際影響力提升的因素可分為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兩類。

　　在客觀因素方面，國家整體實力不足首當其沖。無論在經濟實力、外交實力、科技實力還是文化實力，如果綜合考慮人均水平等因素，我國的實力與先進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國家整體實力不足，必然制約了國家運用多樣化的手段提升國際影響力的能力。同時，我國極度匱乏提升科技國際影響力的人才群體，包括提升科技實力的高層次科技人才、整合科技實力的管理人才、推介科技實力的交流人才等，導致引領科技發展、提升科技實力和促進科技國際交流的能力相對不足，繼而使得我國的科技難以走向國際、影響國際。此外，發達國家多方牽制也阻礙了我國科技國際影響力的迅速提升進程，技術貿易壁壘、知識產權和標準壁壘是之，形成聯盟或者達成默契進行抵制、媒體進行負面宣傳報道亦是之。這種反對和牽制固然阻止不了發展的態勢，但卻能在短期內構成較明顯的負面影響。

　　如果上述三方面是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客觀因素，那么兩個主觀因素則是完全有可能迅速加以改觀。首先是國家缺少戰略上的認識。我國當前仍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對提升硬實力較為重視，而對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生態、環境等軟實力重視不夠。因而，盡管《“十一五”國際科技合作實施綱要》等專項科技規劃對發揮科技在“樹立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闡述，但仍未上升到國家最高層面，各部門、各地方之間難以凝聚形成共識，更妄論共同謀劃提升科技國際影響力的戰略問題。而與戰略認識不足相伴的是相關推動力量分散。我國直接的科技部門就有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中國科協、教育部、自然基金委等，再加上其他部委中的科技部門，各地方政府的科技相關部門，以及大量的高校與科研院所、科技型企業，它們在提升科技國際影響力方面還未形成合力。同時，科技、政治、經濟、外交的推動步調也并不一致，特別是科技部門沒有充分參與外交、國際政治等領域的活動，都不利于推動科技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提升科技國際影響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從戰略上確定推動原則，并制定明確的目標和責任主體，在此基礎上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具體政策措施加以貫徹。具體來說，可重點考慮的方面不斷完善與發達國家之間形式多樣的科技合作，加快我國各類企業和科研機構“走出去”步伐，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科技援助和合作研發力度，不斷提升我國在國際組織和會議中的影響力，繼續積極地參與和主導國際大科學工程和計劃，進一步加強科技領域的國際標準的制定和修訂，以及有針對性地擴大形式豐富的對外科技宣傳活動等內容。

　　提升中國科技國際形象力，有益于中國科技，也有益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通過提升中國科技國際形象力，可以消除“中國科技威脅論”論調并確立中國科技的國際正面形象、為中國科技“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實施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從而推動全球科技開放式發展，創造更合理的國際經貿環境，促進民生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全球可持續發展以及世界多極化，創造更加和平的國際安全環境。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杜紅亮 趙志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