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的綠色浪潮
http://www.sharifulalam.com 2007-05-20 16:31 來源：《中國企業家》
氣候變暖，是全球難以忽視的真相，也是中國企業必須面對的真相對于王石來說，全球變暖是親身體會。
“我登上珠峰，發現山頂上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寒冷。我也去過北極，發現那里也沒那么冰凍。”5月12日下午，參加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互訪活動的王石剛剛從羅布泊無人區回來，他發現那里的溫度更是叫人難以想象——高達54度。
所有人都在抱怨，天氣越來越熱了。唐越接到記者電話的時候聲音非常疲憊，因為他當時身在武漢，“四月初的季節，氣溫已經有27度。”這像極了他的好朋友、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的氣候環保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所表現的場景。
去年，《難以忽視的真相》剛剛出爐，施正榮就號召尚德的員工，“每人必看”。
“看完感受最深的不是天氣變熱，而是天氣變熱引起的地球生態的變化，這才是最可怕的。”他說，“比如，夏天沒有蚊子了，因為太熱蚊子也受不了，蚊子開始在冬天出現；海里的魚由于溫度太高很多都要絕種；很多細菌因為溫度提升起死回生。人類正常的生存環境都會被異化，這些對于人類是真正的威脅。”
今年2月，聯合國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布了一份由全球超過2500名科學家共同參與完成的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從20世紀中期至今觀測的大部分溫度上升，有很大的可能性（超過90％）與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有關。
戈爾反復提醒：“10年后我們怎么辦？”去年10月，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評估報告分析了全球變暖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如果在未來幾十年內不能及時采取行動，那么全球變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堪比世界大戰以及20世紀前半葉曾經出現過的經濟大蕭條。屆時，全球GDP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飛煙滅。
《財富》對全球政商領袖的調查顯示，全球氣候變暖正是他們目前最最擔憂的三大問題之一，另外兩個是恐怖主義和貧富差距。
“氣候問題不是做秀問題”
從去年開始，馬云連續參加了好幾次國際論壇。他對于氣候變暖問題的反應發生了幾度變化，從好奇到擔憂再到尷尬。
在這些場合，讓他意外的是，沒人關心經濟問題，開口閉口都是“氣候變暖”。讓他尷尬的是，每一次人們問完了美國就要來問中國。包括今年初的達沃斯論壇，去了1000名企業家、250名部長級以上政府官員，其中24名政府首腦。而現場調查中，55％的人認為，在人類面臨的所有重大挑戰中，對于氣候變化的準備是最不充分的。
馬云受了點“刺激”，回國趕緊惡補一番。他發現，“企業是第一受害者”。比如說，歐盟已經明確所有在歐盟境內落地的飛機必須要交碳稅，如果你的產品碳含量高、企業不符合碳排放標準的話，將無法進入歐盟市場。
“將來，碳將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出口依存的國家，它也可能成為一個新的貿易壁壘。”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中心副主任、中國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12位成員之一的潘家華說。前一段時間，他去歐洲開會，在布魯塞爾機場看到一輛寶馬車，車上清楚標明一句話：行駛一公里排放1.5公斤碳。“這說明碳成本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經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企業的深度參與是不可避免的。”潘家華說，“世界500強企業已經在花三分之一的精力談碳、談可持續，如果我們還沒有一點點意識的話，將來再臨時抱佛腳，可能為時已晚。”
“到了今天，我真覺得氣候問題不是一個做秀的問題。所謂全球化，就是要把全球的事情當成我們自己的事情。”馬云說。
在有了這種危機感之后，馬云準備干點什么。目前他想到的辦法是利用自己公司的網絡資源和用戶資源進行環保宣傳；也許請戈爾來參加西湖論劍；有機會的話，他不排除會做一些環保方面的投資——除此之外，他也沒什么新招了。畢竟應對氣候變暖在中國還是個新鮮事，大家都沒什么經驗。
不過馬云比較樂觀：“至少以后再跟人家接觸，人家會發現中國人正在努力，而不是不努力，這就大不一樣了，We try。”
施正榮對于中國的企業家在氣候問題上的反應有這樣一個判斷：“大概20％的企業家能夠真正刻骨銘心地把它當作一個重要問題來看，他們大多來自高科技行業和能源消耗比較厲害的傳統行業，但是他們也沒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來應對。”
“掙碳錢”、“吃暖飯”
“對于企業來講，重視氣候環保是一個形象問題。”潘家華解釋說，“但是同時，這對于企業也是一個商機。一個商機是碳排放交易，一個商機是低碳技術。”
碳交易是指《京都議定書》2005年開始啟動的清潔發展機制（CDM），這一機制鼓勵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溫室氣體，減排的數量可以用于抵扣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量，視為本國減排指標的一部分。
“這種市場化的運作是非常有意義的。有的公司經過多年持續的改變，效率相對比較高，每減少一噸碳排放的成本比較高，如果持續再想改變難度就比較大。有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源效率很低，他們要減少一噸的排放成本要低得多。這兩者之間進行一個交易，是雙贏之舉。而且二氧化碳的特點就在于，在哪個國家減，效果是一樣的。”
潘家華掐指一算，每燃燒一噸煤排放2.3噸二氧化碳，每減排一噸二氧化碳要花32歐元，那么一噸煤的成本就是65美元。這個市場很大——據預計，僅在2008年到2012年期間，歐盟各國政府就將花費28億歐元，購買5.5億噸碳排放額度。世界銀行則統計，2005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約110億美元，2006年將超過180億美元。
盡管目前已經有學者在推動中國氣候交易所，以便讓中國通過市場機制探索減排之路。但是，還沒有受到普遍的重視——也有專家質疑，認為“碳交易”是一個騙局，是發達國家轉嫁污染責任。
另外一個商機要熱門得多：新能源和新技術。在日前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的氣候論壇上，一位人士稱：“我們一邊喊減排的時候，也應該呼吁科學研究，將來最重要的出路還是在科學。”
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太陽能。歐盟一項研究稱，到2050年，太陽能發電占全球總發電量的30％，到本世紀末占75％。全球第六大矽材料公司、美國REC創始人Alf博士曾經聲稱“太陽能的榮景還有三十年”。“何止三十年！”施正榮說，“你記住，太陽能是任何能源之源，現在燒的煤、油、氣，都是過去地球儲存的。我的觀點是，要把過去儲存的太陽能留著，反正它又不會丟。先用現在的，不用就沒了。”
新技術的競爭優勢在傳統行業中也存在。豐田成功研發的環保車型普瑞斯能夠減少70％的排放，這幫助豐田在美國市場迅速提高市場份額。李書福告訴《中國企業家》，吉利汽車目前正在研發一項降低汽車排放技術，“目前已經完成了80％，不但耗油減少50％，排放減少90％，而且成本比豐田低。”
環保和可替代能源也成為風險投資家青睞的對象。去年，藍山中國資本投資了古杉生物柴油，這家公司以廢油進行低成本的柴油生產。“這個行業的機會非常大，”唐越說，“2005年中國生物柴油的使用量是25萬噸，到2015年將達到600萬噸以上。”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財經學院教授劉曼紅說：“所謂綠色VC，并不是把風險投資僅僅局限在環保和新能源行業，而是強調風險投資所選擇的任何項目，不僅要注重它的盈利性，也要注重它的環保內涵。”這個概念，和國際銀行界的“赤道原則”、“碳中性公司”是相吻合的。
4月底，施正榮去美國參加了百人會的年會，主題就是“中國可能變綠嗎？”。綠色當然是最環保的顏色，但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地球已然不能再糟糕了，商界的環保意識才好轉起來。
案例1
馬云的環保主義辦公室
他決定先做一個倡導者，在網站上宣傳環保意識及綠色產品——互聯網有巨大的號召力量。
下午三點，北京是個大陰天，可馬云的辦公室里還是沒開燈。整面墻的落地窗帶來了自然采光，窗外是2007年春天的光華路、汽車尾氣和高密度的浮塵。室內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大魚缸，幾只小丑魚在顏色詭異的藻類植物之間穿梭。
“里頭是海水，這些海底生物都是活的。”馬云說，“這也算環保吧，因為你想想，以后海里可能都看不到了。”
馬云的環保意識多少源于幾次國際會議上的經歷。去年，他去參加APEC越南會議，本來小組討論的是經濟問題，突然一位澳大利亞代表站起來講了一大堆“全球氣候變暖”。這讓馬云覺得好奇：“我心想，哎，這是怎么啦？回來以后我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越關注越覺得可怕。”
“我在想象，50年之后的北京會怎么樣？50年以后的杭州會怎么樣？有一天，可能《后天》里的事會變成真的。”他說，“50年以后也許你要指著圖畫告訴人家說，這是下雪天，北京曾經有過下雪天。”
今年初，馬云參加達沃斯論壇，發現“全球氣候變暖”成了整個會場的主旋律。很多人跑來問他：中國正在做什么？這個問題讓馬云覺得尷尬。他開始思考企業在這個問題中承擔的責任。
“最重要的是商業和企業的作用。因為他們是雙刃劍，既是發展的推動力同時也是社會污染主要的制造者。企業和商業在這里面要承擔很大的責任，就像《綠巨人》說的，你能量越大，責任也越大。”
馬云的企業并非高污染的傳統制造業，但他仍然決定有所行動。“并不是做鋼鐵和石油的人才有驅動做這個事情。互聯網公司影響是非常大的，阿里巴巴有1300萬中小企業用戶，這些企業可能都在消耗能量，而且可能絕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這比砍樹更可怕，所以我們要站起來呼吁。”
他決定先做一個倡導者。作為互聯網公司，馬云覺得自己的企業在發動公眾上有著巨大的能量。“我們公司有四五千員工，我說話起碼他們會聽。淘寶四千多萬用戶，雅虎幾千萬用戶，是巨大的資源。過段時間我要開始大搞了——在網站上宣傳環保意識，還要宣傳那些綠色環保的產品，先幫他們成功，幫助他們把成本降下來，讓更多人用起來。”
“我們說話，總比隨便一個路人說話要有人聽。大家都有了環保意識，才會有相關的技術、市場、產品，一旦有環保的東西出來，才會被大家關注和使用。”
氣候環保在中國還是個“新鮮”事。馬云從網上下載了很多和氣候問題有關的資料，每次出差在飛機上都抱著看。今年9月的網商大會，他準備請戈爾和國外一些環保科學家來演講。
“我希望和很多人一起學習關注這個事情，一旦有了辦法，我可能會最先采用。”馬云說，“比如，在做投資的時候，我就會考慮它是不是環保。”——馬云并不知道銀行業的“赤道原則”：評估貸款項目時看是否有利于環境和社會標準，以及“碳中性”：通過投資綠色項目沖銷二氧化碳排放量。
馬云最近做的最大一次投資就是公司在杭州的辦公大樓。招標的時候有很多設計方案擺在馬云面前，不過他選擇了最貴的一個，“要貴上幾千萬”。因為這個設計最環保，自然采光和環保材料的使用都符合馬云的心意。
“這個房子不是住5年10年，是50年100年。今天多出點錢又怎么樣？對于未來的影響、對于環境的影響就會相差很多。”
馬云在杭州的辦公室里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生態魚缸”，幾個月后，它就會被搬到這棟新的“環保主義辦公樓”里。
案例2
施正榮：環保就是新能源
施正榮并不諱言這些公益行為是和自己公司的商業利益緊密聯系的。
去年12月的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施正榮精心準備，花了半小時詳細解釋了“溫室效應”這個名詞。臺下濟濟一堂的企業家們的反應讓他失望。
“很不幸，事后沒有一個人來跟我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雖然失望，但施正榮并不意外：“在中國，對于我們的環境和氣候變暖有意識的人還是少數。在這件事情上，我算挺前衛的。”
1983年，施正榮就接觸到了氣候變暖的概念。當時他在浙江大學讀研究生一年級，為了練英語，經常收聽“美國之音”，那是他第一次聽到“Greenhouse Effect”（溫室效應）這個名詞。之后，施正榮留學海外，專業是太陽能科技，對于環境問題的關注成了他的職業習慣。
去年，施正榮去了一趟歐洲，那里老百姓的環保意識叫他吃驚。“老實說，我這么多年在國外感受到的氣候變暖的威脅還沒有在自己家鄉大。”1988年施正榮出國留學的時候，無錫還是冰天雪地。到2001年左右他回國的時候，“有個把星期還能看見河里結冰”。到了去年冬天，沒有雪，沒有冰，也穿不了羽絨服。
今年4月26日，施正榮在美國見了戈爾，兩人談了3小時。“戈爾跟我說，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讓所有人意識到氣候變暖的威脅，咱們趕緊Do Something吧。”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施正榮很注意環保細節。“現在我們家有一個習慣：只有人在的那個房間燈是亮的。家里都是節能燈。在老家給父親蓋的房子全部都是太陽能用電。我們上海新蓋的房子全部用地熱空調、太陽能發電。”
施正榮在自己的施氏慈善基金旗下成立了一個“陽光基金”，專門應對氣候環保問題。目前為止，陽光基金已經參與了珠峰行動、長征之路這樣的環保行動。施正榮還在考慮把戈爾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正式引進國內，或者做一些有關的影視片，運用媒體的力量進行宣傳。
“現在我無論在哪里做講座做報告，總要最后花一刻鐘來宣傳這個事情：能源危機、地球變暖、環保。這些宣傳針對所有人：民眾、商界、學生、領導。”
至于這些宣傳獲得的反響，施正榮形容是“有意識，但沒有共識”。“大家都知道這是個問題，但總感覺這和自己生活沒關系，總有別的什么人來做。”施正榮多少覺得有點灰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徒勞”。
“一開始，最好的辦法還是靠民間組織的推動，加上一幫有良知的企業家，共同推動。”施正榮說，“最關鍵的還是要向決策者宣傳——如果決策者不能從骨子里意識到問題的迫切性，我總覺得很難。輕重緩急，這是最急的。”
施正榮并不諱言這些公益行為是和自己公司的商業利益緊密聯系的。“如果這些事情真的做好了，太陽能市場會更加成熟。”這里頭的邏輯關系很清楚：開發新能源是應對氣候變暖必須要做的事，而針對決策者的環保宣傳可能為這個行業贏得政策支持。
“中國是太陽能和新能源最大的市場，但是苦于沒有政策。”他分析說，“現在大家都覺得新能源太貴了，其實平均下來每度電只是多兩三分錢而已。而且政府可以出臺政策實行階梯電價，讓有經濟能力的人承擔更多的責任。政府不用出一分錢，只要出政策，慢慢就有人來投資太陽能和風能。一旦有了這個市場，企業就會想怎么進行技術革新、怎么優化它的管理，最終怎么降低產品成本，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正循環。”
最近，他準備向美國太陽能協會學一個辦法，來宣傳太陽能。“美國太陽能協會召集全國有這個意識的CEO，從每年的利潤里捐一部分錢出來，在這些產品包裝上打上太陽能或者新能源的口號，這樣千家萬戶去超市買東西都能看到。企業出錢進行大眾宣傳。我們現在也有這個想法，看看能不能聯合一些超市進行類似的宣傳。”
案例3
NGO：請做出你的“綠色選擇”
綠色選擇也是綠色消費的一種形式，可以對污染企業形成真實的市場壓力
“如果您關注水環境保護，卻又苦于缺乏參與環保的渠道，那么您不應該忽視自己所擁有的購買權力。”今年3月22日，世界水日，21家環保組織聯合發出《綠色選擇倡議》，建議消費者對污染企業的產品說“不”，以特有的方式使企業改變其環境行為。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企業除了商業執照，也需要一張社會執照，即贏得社會的信任。“綠色選擇促使企業考慮其違法排放行為給品牌和市場份額帶來的影響，促使其遵守環境法律法規。我們期待，公眾能通過購買行為維護自身的環境權益，找回曾屬于自己的碧水藍天。”
《中國企業家》：為什么要做“綠色選擇”倡議？
馬軍：“綠色選擇”基于我們水污染地圖的數據庫，里面有5100家污染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品也許可以，但是它的生產過程是超標排放的，大家應該謹慎選擇這樣的產品。這個方向就是為了引起國內公眾對于企業環境表現的關注，給一些做得不好不達標的企業一些壓力，同時也給一些做得好的企業一個動力。這種努力是一個開始。
公眾和企業必須有好的互動。如果公眾不關注，你也很難指望企業去關注。但是當公眾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企業一定要比較敏感，要積極去回應。現在5100家里有二三十家已經做了溝通，提供了很多資料來說明他們究竟做錯了什么，他們正在、已經采取什么措施改正。還有6家承諾要改好，而且在近期要通過一個第三方的審核。
《中國企業家》：5100家里只有二三十家有回應？
馬軍：其中大部分屬于跨國公司。在國際媒體對此事有所報道以后，其中有些企業也說得很實在：訂單減少了。因為下游的買方企業也是國外企業，看到報道就告訴他們說，不會再從污染企業買產品，行業協會也提出要抵制他們。這些是促使他們來溝通的主要原因。
《中國企業家》：本土公司的反應如何？
馬軍：相對做出反應的比較稀少，但是也有。比如我們這邊有3家本土企業做出了反應，一家是今麥郎，承諾要在6月30號之前對污水處理廠做第三方審核。青島啤酒有一個支持聲明，表示名單上6家子公司已經改正，這有待進一步審核。還有一家是廣東溢達。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溝通的開始。
《中國企業家》：有調查稱，超過50％的中國企業認為做環保會影響企業盈利，這是他們最大的顧慮。
馬軍：這是肯定的。但是國外為什么那么多企業愿意做？因為風險是現實的，如果不做這個事情，它面臨的就是實實在在的商業風險。比如環保做得不好，發生一次惡性泄露，造成人員、財產和環境損害的時候，賠償數額是天文數字，而且對于品牌的損失更是不可估量。但是國內，像中石油的松花江事件才罰了100萬，處罰額度之低在國外是不可想象的。
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這就造成了企業覺得會影響自己的盈利。而且，我們的公眾對于企業的環境表現不關注。大家很少關注企業的環保做得怎么樣，缺少公眾監督和公眾回報——企業做得好也沒人管，做得壞也沒人管。
在國外，環保做得好的企業可以獲得諸多公眾回報。在市場上你有一個好的品牌形象，公眾購買欲望會更多一些，有時候甚至付出更多的錢來購買你的產品。比如星巴克，還比如沃爾瑪，以前它做得不夠，現在為了抵消對它的批評，試圖從這個方面改善公眾對它的認識。還有，現在新興的銀行系統，比如投資基金開始看好一些可持續的投資，這些“赤道原則”、“碳中性公司”有利于環保做得好的企業、環保負責的企業進行融資，不利于那些做得差的。
國內的問題就是還沒有關注，得到回報的機會相對很低。
《中國企業家》：有數據稱，當人均收入達到5000美元，城市的污染水平就會開始陡然下降。你對于環保和經濟收入之間的關系怎么看？
馬軍：環境問題確實和經濟發展有緊密聯系，但不是說GDP達到多少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到了那個程度，往往也可以看到，人的環境意識提升了，整個環保的要求提升了，整個社會的環境運動就會興起；而企業感覺到壓力了，立法機構開始立法了，政府開始監管了，這些諸多效應結合在一起，你就能看到一個陡然下降的趨勢。
人均收入的增加和污染水平的下降之間并沒有一個必然的邏輯關系。要讓它有邏輯聯系，背后要有一整套運作管理系統。這個邏輯關系是有前提條件的，不是自然而然能夠發生的。如果一個社會不能依據現有的水平和發展的需要，因時因地調整它的管理機制和治理結構的話，可能就會成為一個特例——到了人家那兒能解決，到了我們這還是解決不了。
這種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中國企業家》：日本可能是個有趣的例子。1964年東京奧運會，因為空氣污染嚴重，人們都要戴口罩。今天，東京卻是世界上最干凈的城市之一。它花了幾十年從環保地獄變成了環保天堂，有什么可借鑒的經驗？
馬軍：原因在于兩方面。一方面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它有這個條件來解決環保問題。另一方面，動力來自于日本公眾不能容忍再這樣污染下去，他們提出了要求。
當時日本發生了幾個標志性的惡性環境事件，比如四日市廢氣事件、重金屬排放造成的水域病和痛風病流行。當時相關企業都遭受了巨大的壓力，有些索賠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平復。這些標志性事件最后引起了大規模的環保運動，催生了一些新的立法，這些新的立法轉而給公眾提供了工具，在法院解決了很多問題。另一方面，對這些企業提出了要求，要求他們進行信息公開，運作更透明，公眾能知道你在做什么，就能對你進行一個比較有效地監管。
美國的環保運動也幾乎是和日本同時發生的，也走出了一條同樣的路。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得帕爾發生過嚴重的泄露事件，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人員傷亡，后來促使美國搞了一個《國家環境政策法》，現在在全球還持續產生影響。里面規定企業環保生產過程要有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參與，這個參與的過程實際上就制約了企業犧牲環境代價來換取利潤。
很遺憾，總要發生一些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才能催生公眾的意識。
美國資本家變身“綠色騎士”
請發揮你的“生態想象”，綠色是大自然的顏色，也是鈔票的顏色
文/丹尼爾·埃斯蒂
KKR和TPG聯手收購德州最大的電力公司TPG之所以成為頭條消息，不僅因為450億美元代表了歷史上最大的私人股本交易，更大的原因來自于這一接管協議中的環境因素：它呼吁以燃燒煤為主要動力的公司減產，增加對于風能和太陽能的投入，支持對于溫室效應空氣排放的強制控制以及提高能源效率。
當然你可以夸張地想一想，Henry Kravis，《門口的野蠻人》所描繪的典范——可不是一個沖進德州將其從被污染的未來里拯救出來的綠色騎士，他是一個要賺錢的聰明的商人。這才是重點。
我們處在變革之中。環保不再僅僅依賴那成百個環境保護組織里的官僚主義者。政府必需繼續制定標準，但是創新和科技發展的重任已經轉移到私人領域，這些成本將會促進污染控制研究和發展的動機，也為那些針對環保問題提出方案的公司創造巨大的機會。
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CEO們接二連三地提出氣候變化的議題。大大小小的公司加強了在環保方面的努力。上百億美元的風險投資追隨可替代能源和環境控制科技。盡管布什政府堅持反對東京議定書的排放限制，歐盟已經對其產業進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強制規定，建立一個滿足這一需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碳市場。下一屆美國總統幾乎一定要將整個國家帶回到關于氣候變化的談判上，并且要執行一個“超越東京”的一系列溫室氣體減排的方案。
碳排放很快將承擔一定的代價。不斷有公司發現商業計劃遭到自然的鉗制。比如，可口可樂出售軟飲料的能力取決于獲取水的來源。今天，許多公司在關心環境的社區運作，雇員也越來越傾向于那些有著良好價值觀和環保記錄的公司工作。對于那些響應氣候變化、水短缺、空氣污染的公司來說，其實有著廣泛的利潤空間。GE的伊梅爾特賣掉塑料產業，聚焦于環保產品和服務，不如針對更具效率的噴氣機引擎、風能、太陽能和水凈化（GE提出Eco Imagination“生態想象”的口號）。
環保進步的新方法有幾個重要含義：通過使公司為污染支付不斷上升的費用，社會將對活躍的環保努力給予經濟上的獎勵，迫使他們將控制污染和自然資源管理作為戰略的核心部分。所以KKR和TPG一定意義上并沒有“變軟”，游戲規則并沒有因為適應政治正確性而屈從于“綠色敲詐”。相反，他們是老道的商業人士，在市場中摸爬滾打取得成功，現在又依賴于進行正確的公司環保戰略。
（作者為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著有《從綠到金：聰明的公司如何運用環保戰略來創新、創造價值和建立競爭優勢》）
編輯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