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文津院士:“錢學森之問”實為中華民族之憂
——試論“錢學森的三憂”
http://www.sharifulalam.com 2010-05-06 09:55 來源：《科學時報》
許多例子說明，我們過去在一些重要科技領域曾經起步較早，但最后又落在國外的后面。所以要認真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安排好有關的研究工作，還應總結反思一下幾起幾落的教訓。沒有政策的連續性，急功近利，工作反反復復是難以征戰“科技高地”的。
在杰出人才能不能夠受重視、能不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背后，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科學技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問題。人們常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早年，錢學森的理解是：“既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就是說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要靠科學技術，今后發展新型產業，就應當以科技創新來引導經濟發展。”這與過去人們常常認為的科學技術服務于生產需要、處于從屬地位的理解相去甚遠。
從根本上講，這種忽視與忽視原始性創新有關，不需要原始性創新，何需技術科學的基礎研究，杰出科技專家也就成為多余的了。不少例子說明，僅有領導的講話或是中央的指示，但沒有人去具體貫徹實行，或是陽奉陰違，執行得很差，或者是社會環境不允許，那么就是有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停留在一般口號上，長此下去會在人民群眾中產生負面影響！
“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主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
應用力學、工程控制論、系統工程科學家，兩院院士錢學森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達這樣的憂慮。
2009年8月6日，錢學森與溫家寶最后一次見面時說：“培養杰出人才，不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根本。”
是為“錢學森之問”。這一問，不僅政治家關心，而且普通百姓也非常關注。可以說已然成為一個民族的追問。
2006年，溫家寶曾就此問計國內最有名的六所大學的校長和教育專家；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之后，“錢學森之問”就在中國教育界引起熱議，現在絕大部分討論的主題仍然以教育為主。
回應“錢學森之問”，教育界的聲音包括：要培養杰出人才，關鍵是教師；要將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貫通起來；高校大改革大發展起來之后，還要做強高等教育。有的強調高校應該“去行政化”，按照教育本身規律辦學；有的強調要增加教育經費的比例。
顯然，這個問題絕不僅僅是靠辦好高校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應當說“錢學森之問”其實質是“錢學森之憂”，憂在中國杰出人才冒不出來，憂在如何抓住機遇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與思想，加快行動起來，把自己的“心”增強，使中國人真正“站立起來”。
筆者認為這一命題非常重要，是涉及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和民族復興的根本之所在。筆者認為“錢學森之憂”主要包含有3個命題：
一是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在大好形勢下中國還沒有完全獨立自主地發展起自己的核心技術，站立起來。
二是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的原因，是杰出人才不足。
三是杰出人才不足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
為什么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
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建設，并且率先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實現GDP的持續增長。我國GDP的總量已位居許多先進國家前列；出口貿易總額也已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在這種大好發展形勢下，如何理解錢老的判斷——“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他又為什么深為這種狀況擔憂？
這可以從錢老的言行來體會其含義。如錢老從電視上見到的汽車廣告都是外國汽車，聽到中國汽車業是“外國心”時，連說“泄氣泄氣”，連問“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為什么還弄不成？”（蘇文洋《錢學森的三問該誰回答》，《北京晚報》2009年11月11日。）由此聯想到，雖然我國科學技術有了很大發展，專利技術也很多，但是，如先進的戰斗機和大型客機的發動機，高級精密機床，許多高新技術設備、核心技術、專利技術、軟件等等，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里一直大批量地依靠從外國購買引進，真可以說我們這個大國是“缺少心臟（即核心技術）”的國家。沒有自己核心技術的大國就是一個不能真正站立起來的國家，而是處于國際“加工和裝配”的地位。在當前競爭激烈和風云多變的國際環境下，這是一種極為被動的態勢。“心臟”捏在外國人手中的“巨人”能真正站起來嗎？在當前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中國人難道不應當發奮圖強自力更生把自己的“心臟”強化起來嗎？！改革開放30多年了，還停留在“引進與加工”掙小錢的狀態，以片面地追求GDP的快速增長為目標，難道不令人擔憂嗎？！這正是極端關心人民和祖國命運的錢老的最大憂患！也應是全體中華兒女最大的危機！
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清醒地看到當代科技發展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說：“從世界科技發展看，科學技術特別是戰略高技術正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他還說：“我國科技的總體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也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發明專利數量少，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高，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例較低，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許多技術研究開發的成果還難以實現產業化，優秀拔尖人才比較少，科技體制機制存在不少弊端。這些影響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突出問題，都需要我們下大氣力認真加以解決。”
溫家寶也強調說：自主創新是科技發展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發展的不竭動力，是支撐國家崛起的筋骨。沒有自主創新，我們就難以在國際上爭取平等地位，就難以獲得應有的國家尊嚴，甚至難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顯然，自主創新首先要在影響中國發展的核心技術與基本軟件上實現，這樣才能支撐國家的崛起。
可是，錢老為什么一直到2009年8月6日，在即將走完人生之路時還念念不忘“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和“杰出人才不足的問題”呢？可能就是因為，國家多年來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沒有得到切實地貫徹和落實，缺乏具體的措施與安排。許多例子說明，我們過去在一些重要科技領域曾經起步較早，但最后又落在國外的后面。所以要認真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安排好有關的研究工作，還應總結反思一下幾起幾落的教訓。沒有政策的連續性，急功近利，工作反反復復是難以征戰“科技高地”的。
當然，對我們這樣一個遭受外國百年侵略而后發展起來的國家，要想盡快擺脫貧窮落后面貌，必須向外國學習先進的科技知識，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以及一切先進思想文化成果。但是，如果幾十年持續如此引進下去，不在關鍵技術、核心技術，以及產生核心技術的源泉——人才，以及創新環境與工作平臺方面狠下決心去發展，形成自己的系統知識產權，那就永遠難以真正站立起來。每個有識之士，每位愛國者都不能不為之深為憂心、寢食難安。我們相信，中國人可以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問題。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錢老擔心中國杰出人才不足，誠然。但是，事實說明，即使有了像錢學森這樣的杰出人才、科學大師，其提議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梢哉f，杰出人才不足固然令人擔憂，一個發現和培養杰出人才的環境和平臺也非常重要。反過來也可以反思為什么我們的杰出人才不足了。
錢學森本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錢學森生前全面關注我國基礎性、長遠性、戰略性的科技發展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這在其1242頁書信選集中有全面反映。他談到的幾個主要方面包括：
1.提倡在化工、冶金、輕工、建材等工業部門拓展系統工程、系統學的應用，提高過程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及集約化程度。
2.發展物理力學學科。包括有：高溫氣體、高壓氣體、高壓固體及臨界態、超臨界態等，解決發展大型火箭發動機和宇航事業，以及高強度核輻射等相關技術問題。
3.發展包括大型水輪機、汽車發動機，先進的噴氣發動機，先進的風力發電機等大型尖端技術設備在內的機械制造業問題。
4.發展化學流體力學，改造我國化工、冶金產業問題。
5.運用全部的現代化技術，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學這樣的基礎科學，發展知識密集型沙產業、草產業和海產業問題。
6.發展生命科學，探討腦科學與思維科學問題，推動思維學、人工智能、相似論、智力工程等方面的發展。
此外他還十分關注發展第五代智能超級計算機問題；關注教育與培養工理文藝結合人才的問題。發展地球表層學、系統地理學、城市學等，規劃國土的利用與開發問題等等。
應該說，這些建議都具有極大的創新性和深遠的戰略意義的。以物理力學為例，如果一個國家真正想建立自己強大的空間國防力量，在空間探測方面作出突破性的貢獻，就不能不重視物理力學及其所包含的相關爆炸力學、等離子體力學等學科發展，它是關系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戰略領域。
錢老對這門學科傾注了極大的熱情。195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設立了物理力學專業，錢學森幾乎每周都要到研究室參加研究討論。有人詬病錢學森的物理力學是物理化學，但如中科院力學所研究員崔季平所說，從物理化學家們的工作到工程技術，其間應該有工程科學起作用?？绮怀鲞@一步，在工程中就沒辦法用。“通過這樣的處理，把微觀的化學家處理的問題，發展到工程應用中去，這個過程就是力學的范疇。”崔季平在研讀20世紀90年代鄭哲敏從美國帶回來的那批錢學森的手稿后，重新認識了錢學森發展物理力學的內涵。李佩也認為，應該將這批手稿整理成中文，有些事有重新認識的必要。（《從物理力學起落看錢學森學術思想》，《科學時報》2009年11月12日。）
作為一位有豐富基礎知識和科學技術實踐經驗的、有高度科學素養與科學遠見的戰略科學家，錢學森提出并以畢生精力提倡和推動的物理力學，遭遇卻十分曲折：1956年開始作為本科專業招生，1958年因“大躍進”被取消；1961年在中國科技大學恢復專業，后來再度被撤銷；1979年再次恢復，1993年最終還是被撤銷。歷經“三起三落”，最終遭遇的還是被撤銷學科資格的命運！唯一剩下的一個小分支，就是高溫氣體，因為郭永懷先生在最初保護了一下而得以幸存。
為什么不能大力提倡和發展錢學森提出的這些寶貴的科學建議呢？
崔季平表示，在急功近利的氛圍下，對基礎學科的建設沒有力行，一些想法沒有得到支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李佩表示：“如果當時能堅持走下去，可能現在的情況會大不一樣。在急功近利的氛圍下，基礎科學在一些時候無法得到應有的發展，有些甚至消亡。爆炸力學、物理力學、等離子體力學在1993年被取消了，這是非常短見的事情。作科學研究不能以能不能拿到錢為主要目標。”
胡錦濤在200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的報告中談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國際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國際級科學大師、科技領軍人物，可以帶出高水平的創新型科技人才和團隊，可以創造世界領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和全新的產業。在我們的院士隊伍里，就不乏這樣的將才和帥才。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這類人才還不夠多。培養造就創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緊培養造就這類人才，尤其要培養造就一批中青年領軍人物。同時，我們還要培養大批各個層次的創新型科技人才，在學術和技術梯隊中形成科技創新的骨干力量和符合科技創新需求的人才結構，以推動科技活動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創新實踐。”
這段話講得非常好，非常中肯，可是我們請回來的“國際級科學大師、科技領軍人物”錢學森，以其身份之顯赫、地位之特殊，所提出的發展物理力學的重大建議，尚且遭遇“三起三落”，最后還是難免被砍掉的命運，何況廣大一般科技專家的建議，又如何能得到重視？！
我國杰出人才是不足的，但是，已有的杰出人才（如錢學森等）的作用也得不到很好發揮，又是為什么？應當說，從根本上講，這種忽視與忽視原始性創新有關，不需要原始性創新，何需技術科學的基礎研究，杰出科技專家也就成為多余的了。不少例子說明，僅有領導的講話，或是中央的指示，但沒有人去具體貫徹實行，或是陽奉陰違，執行得很差，或者是社會環境不允許，那么就是有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停留在一般口號上，長此下去會在人民群眾中產生負面的影響！政治上很不可取。
中央領導都強調了，重大戰略高技術是引不進、買不來的，原始創新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源泉。中國要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制高點，就不能總是跟蹤模仿別人，也不能坐等技術轉移，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創成果。既然原始性創新是“引不進、買不來的”，那為什么就不能重視去做扎扎實實的基礎性的創新工作？社會出了什么問題？決策上出了什么問題？
胡錦濤強調“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但是，錢老這樣的遭遇又如何解釋呢？胡錦濤強調了“尤其要培養造就一批中青年領軍人物”，這也是很正確的。但是，由誰去培養？用什么方式去培養？要何時培養才能成才？難道又靠由國外大批引進嗎！核心技術引不進來，難道掌握核心技術的人才卻可以引進來嗎？！此外，國內的杰出人才，應當說尚未很好地發現和使用起來，并發揮作用?，F有的許多制度和做法是不可能出真正的人才的。以論文數量論英雄，按計劃花掉項目經費就是好樣的，這能出真正的科技領軍人才嗎？反過來，像錢老這樣的大師，還有像李四光這樣的地質學大師等等，他們富有真知灼見的建議又被多次擱置，不予支持，我們的自主創新又從何談起呢！“一將難求”既然這么重要，建議在推動有關學科發展，解決國家有關問題時，要使這一“將”的團隊真正發揮作用，改變現在盛行的“行政化”傾向。不僅是科技方面，其他不少方面，在識人、用人和管人的指導思想與辦法上都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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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出人才能不能夠受重視、能不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背后，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科學技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問題。人們常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早年，錢學森的理解是：“既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就是說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要靠科學技術，今后發展新型產業，就應當以科技創新來引導經濟發展。”這與過去人們常常認為的科學技術服務于生產需要、處于從屬地位的理解相去甚遠。科研與生產兩張皮、互不搭界的現象，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各級領導在思想上就把這兩者分開對立起來，并不認為抓生產就一定要抓科技。就像王義遒（北大原常務副校長、教育家）所說，有了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創業者，再靠大量的老百姓就能把GDP搞上去?，F在中央領導的提法是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科技的重要性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這種提法只有成為廣泛共識并得到切實貫徹，才能真正發揮科技的重要作用。
錢學森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另一個不利于杰出人才脫穎而出的問題是：“部門分隔，各占一塊搞分隔，是今天科技體制之大病。”（見《錢學森致陳春旺的信》，1992年9月23日。）他建議應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科學技術委員會，以加強統籌規劃，領導使用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近20年過去了，在今天看來，“部門分隔”已成為阻礙科技生產力大發展的嚴重阻力，而且，還有越發展越嚴重的趨勢。
僅改變教育培養模式，就能培養出杰出人才嗎？
“錢學森之第三憂”是指現在“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
1.錢學森所說的杰出人才是什么樣的人才？從他提倡的內容看，應當是具有扎實的數學、物理、化學、社會、經濟知識，關心祖國人民命運，立志要為中國發展解決重大科學技術和工程問題，以適應第五次產業革命所需要的人才。包括要能創新性地解決先進的動力機械制造、先進噴氣發動機制造問題，解決宇航用大型火箭大推動力系統等人才的問題。
關于培養杰出人才，僅僅改變教育培養模式就能解決問題嗎？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這樣的人才如果沒有為祖國強大、為科學技術發展獻身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情操是絕不可能出現的。整天想發財當官的人、個人利益第一的人是永遠做不到的。
解放后，中國也確實培養出許多杰出人才，否則又如何能保證國家今天的輝煌發展。但從整體上看，從第五次產業革命的需要看，現在創新型的杰出人才還不多。
2.學校教育主要是打基礎階段，對于杰出人才的培養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階段，但并不是全部。學校教育學生應是“德智體美群”，再加上一個“哲”字，即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培養。“德”的養成非常重要。如果像媒體上報道的那樣，個別小學生填報志愿時寫“長大了當貪官”，那就太可怕了。這種情況雖說是個別的，但是想當公務員、想當“官”的則不是個別現象。發生這種事例，不能不說是基礎教育出了偏差。沒有正確的人生觀，沒有理想與遠大志愿，就沒有成才的動力。
學生出了學校進入工作崗位后，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受到的教育時間更長，遇到的機遇更多，因此，這一階段同樣是重要的。到了工作崗位，遇到機會，你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準備不夠，又如何能抓住機遇很好地完成任務，使自己鍛煉成長？成才，首先要個人立志奮斗，家庭社會也要為其創造成長的條件和機遇，但這都是外部條件，外部條件只有與內部努力相結合才能起作用。當然，也要有人充當伯樂，發現和推薦使用人才，這種機會同樣是重要的。學習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科技知識學習，還有組織能力、處理工作難題的能力，以及與同事共事能力的培養，即“群”的教育。
當前的學校教育，以創收、升學率、就業率為主要考核指標。這種風氣對學生影響極大，在這種風氣之下的學校是絕不能培養出新人的。
學校教育，老師第一，他們給學生的影響是全面的、深刻的，甚至是一生的。老師的思想境界與學術水平，對學生思想境界的開拓和學術水平的發展關系重大。
關于學校的“去行政化”問題，是教育界討論的熱點之一。筆者認為，學校應以教學為中心，不應當動搖；以教學為中心，就應以教師教學活動為中心，而不應以管理行政活動為中心，學生、教員圍著行政活動轉。黨的中心工作也應是圍繞搞好教學培養人才來活動，其他無關的或次要的活動不能占據太多時間。
3.工作崗位上和社會教育的問題。在科研教學單位，對科技人員的考核則以出論文數和取得的項目總經費為硬指標，現在又加上一個完成經費開支為硬指標（常常是撥款很晚，隨后就要成果，要結題報告）。一個科技人員要承擔著多個項目（課題或專題），以便維持生計，一年到頭忙于應付檢查評審，交階段性報告，疲于奔命，安不下心來研究問題，也沒有時間保證研究問題。如果一個工人沒時間操作車床，又如何能完成加工任務呢！現在，官員們通過課題、項目的檢查、評審不斷地增加個人收入，這就“鼓勵”了人們更要多開會多檢查，真是令科研人員苦不堪言。“科研人員干什么去了”，錢老的這一問，問得太對了！
社會上當官的風氣很盛，影響廣泛而深入靈魂。工作作出點成績，往往就會給戴上各種“光環”。其實含金量很低，有的甚至造假，就被物色為官員。當官收入高、穩定、風險也小，還可以不斷“鍍金”，加冕上什么碩士、博士。當官就等同于當了“老板”，科研人員都要為其服務，還可利用職務之便，撈取不少灰色收入！還有，現在有的年輕人只要當上首席科學家，就有了經費，可以雇用多名院士、老專家為其工作，成果都要歸在他的名下。這樣能培養出什么樣的杰出人才？！
本來，科研單位應以學科帶頭人和科技骨干為中心進行業務活動，現在則一切以行政官員為主，似乎當上什么“長”就成全才，什么都懂，都參與評審。整天開會，沒時間讀文獻、作研究，可是“知識”卻見長！什么專業的意見都敢發表。這也是現代中國科技界的咄咄怪事！
4.王義遒針對“錢學森之問”的一席談話很有啟發，它反映了當前具有普遍性的一種現象。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這不全是教育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問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也許并不需要太多像錢學森這樣特別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們對下一個時代的要求。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經濟發展在世界都是一個奇跡，但我們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經濟，主要是農民，包括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把經濟推上去的。《中國青年報》記者問，需要不需要一個引領者？他說：“當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創業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創造這樣一個時代。”實際上，這種觀點是有相當大的代表性的，在各行各業都存在，而且還是很主要的傾向。
王義遒說，不要著急，形勢到了，人才自然會應時而生。錢老也談到，中國沒得諾貝爾獎，主要是國家建設的整體方針政策的結果。這種說法也對。但是，現在應當說形勢早已來到面前了，中國必須盡快裝配上自己的“心”。中國的杰出人才亟待發掘和培養。顯然，現在培養出的科技領軍人物是難以帶領中國迎接21世紀的國際挑戰的，因為如果可以勝任，又何來“錢學森之憂”呢？
編輯精選
